假如担心正当，且意外的困难和灾难可能随之发生，救济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人民，即修宪。

其三，序言是一切组织和公民的根本活动准则。赋予每一个字以宪法含义是公认的解释规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创造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政权之时，毛泽东提出由党中央制定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使各地有所遵循。依据党的文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宪法解释不仅要确立制宪者意图，还须明确条款的具体含义。序言宣明：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三，党章、政治报告、党内法规中拘束共产党员行为的那部分规范其效力仅针对党员个人，不应拘束宪法解释。

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修宪决议，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历时三年，1982年12月4日，由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通过现行宪。这是宪法首次以正文方式明确规定执政党的宪法地位，为执政党文件的宪法价值奠定了直接的规范依据。贝赞森也认为，隐私不是基于财产的形式主义产生的概念，而是基于人格和社区产生的概念。

可以预见，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亦将面临相似问题。既然我们必须与他人交往，便会发生必须分享个人信息的情况。例如，在必要共享之外搜集个人的敏感信息，应当获得主体的明确许可。但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能够直接识别的敏感信息可以脱敏，成为可间接识别信息，从而进行商业利用。

还有一种观点既否认信息社会下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之可能性，又认为个人信息不同于隐私，应将其归入一般人格权的范围。在该案中，联邦工作人员通过发传票获得开设账户的银行信息。

私人生活在公共场所中延续，自由、自治、尊严在公共场所中亦存，有限度地承认并保护公民的公共场所隐私权已是时代发展所需。因此，匿名化的目的不是使数据彻底无法识别到个人，而是使数据从可直接识别变为只能间接识别。该案九年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Miller案中认为，联邦工作人员在缺乏搜查许可时获得个人的银行记录（包含支票缩印件、存款单和资产负债表）并未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例如，德国于1983年制定人口普查法，准备从事全面性的人口资料的普查，引发社会各阶层群起的抗议运动及宪法诉愿。

为应对信息社会和大数据的挑战，须摒弃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正视隐私信息的社会属性、隐私判断的动态模式，重视并回归隐私概念的关系维度，从而对隐私公开采取相对标准。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应顺应时势作出修改。张红教授认为，当事人可以选择不向任何人公开自己的隐私，也可以选择向部分人公开自己的隐私，如在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或者某些具有亲密关系的人之间互相公开隐私，这些隐私会由于公开而成为共同隐私，但在公开范围之外仍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鉴于场景构成的多元性，对隐私信息的合理利用应综合多种因素进行判断。

在数据挖掘、数据共享和数据开放领域，匿名化是被广为运用的手段。原告已经向他人披露信息，就有必要承受被信赖的朋友或熟人可能违背信义的风险。

对此，一般人格权说反倒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单纯否认信息控制理论和知情同意规则，但其不反思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个人信息也只能被归于混沌的一般人格权。虽然隐私共享难以区分公益与私益，但基于公共利益强制搜集个人信息具有显著的特征。

此外，以信息控制理论为前提，如果所有隐私信息都与人格尊严相关，则如何分割隐私信息中的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二者兼而有之似乎又成了唯一答案。依角色理论，人拥有多种人格身份，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由此，隐私判断便从事先的静态模式过渡到由数据使用者来承担责任的动态模式。由于大数据背景下的任何个人信息都有可能识别到个人，因此，对任何个人信息的不当搜集和利用都有可能侵害人格尊严，构成隐私侵权。独立权说看似抓住了信息社会的脉搏，但其奉行的信息控制理论、知情同意规则和隐私公开的绝对标准，恰恰根植于前信息时代的概念体系。事实上，信息社会下的所谓个人信息虽然有不同于传统隐私的形态，但其本质上仍在传统隐私的概念涵摄下，其与传统隐私之间仍然存在概念上的时代传承。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与隐私具有秘密性不同，个人信息多属公开信息，隐私权对其保护力有不逮，所以应当独立成权。此种将隐私权当作相对权的立场，即为隐私权公开的相对标准的同类表述。

法院因此认为，与同事面对面公开的信息不同，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已公开的信息却属于隐私。因此，隐私自诞生时就不单纯限于个人领域，而将特定的关系包含在内。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洛夫（Solove）认为，信息社会若坚持隐私具有完全私密性的立场，即意味着隐私在当今世界的实际消失。此种信息关系社会与传统工业社会有着根本不同，不仅被交换的信息数量惊人，这些信息亦具有普遍性，并导致（人对其之）依赖性。

此外，原本只能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如行为轨迹、性格特征等，在与其他信息结合后，也可以直接识别到个人，从而落入隐私范畴。但须注意的是，信息搜集行为作为一种对隐私的限制，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的要求。人人得为隐私的被害人，人人亦得为加害人。最后，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后续挖掘和价值开发成为创造价值的主要来源。

有学者认为，私人的生活和秘密领域实际上非常模糊，而且也往往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此即个人领域包含社会交往之命题。事实上，沃伦和布兰代斯之所以撰写《隐私权》一文，也是因为沃伦的家族隐私被媒体侵犯，这已超出绝对隐私的范围。

该法案在比较法上率先突破传统思路，引入场景理念主导的隐私保护新机制，即隐私保护的合理性应从其所处的具体环境中审视，而非进行脱离具体场景的抽象式预判。不过，即便在二人提出隐私权概念时，摄影、录音、录像等现代设备已经出现，隐私权也保护个人不受猎财心切的媒体、摄影师，或者其他任何记录、复制场景或声音的现代设备的所有人的侵犯，但隐私所反映的内容却远不止免于低级趣味的流言、新闻媒体猥琐窥探的权利。

我们必须认识到，匿名化具有相对性，个人总能在特定的语境和额外的搜查中被识别。在后一案中，法院认为，原告披露的对象是关心他或者因为他们也都有艾滋病的人，尽管原告没有要求其朋友和亲戚为其艾滋病患者的身份保密，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很清楚，披露原告的情况会导致他人的歧视。

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人格权编的规定看，其沿袭了《民法总则》的做法，未对学界的争鸣作出回应。与德国法不同，美国法从隐私概念的关系维度明确提出了隐私公开的相对标准，即只要信息公开存在可被信赖的关系，公开的信息也可能受隐私权保护，即认为信息主体的隐私期待系属合理。此种个人信息具有他为性，他人也同时负有正当使用的义务。但本文认为，被遗忘权作为个人信息权/信息自决权的延伸，仍以个人对隐私信息的控制为基础，而这在当前的信息社会并不可能。

据学者考察，在德国法上，秘密与公开的相对性产生了如何平衡个人领域与社会交往的问题。在信息社会中，人的社会交往形式以网络空间为典型。

而随着数据经济的发展，信息从业者的重心地位日益凸显，知情同意规则与大数据时代的张力日益凸显。值得注意的是，以知情同意为框架的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在大数据盛行之前即已长期陷于严峻的执行困境。

因此，该年代的隐私概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为复杂的社会安排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技术所塑造。曹相见，山东农业大学泰山法治研究院副教授。